疯人院显然是个隐喻。这隐喻在当时看来便似乎太浅显，何况今天已经有不少人看过了《肖申克的救赎》和《楚门的世界》；当然，有些人会愿意扯上《看上去很美》，姑且算它一个吧。
麦克墨菲显然是个混混，而且有点小聪明，靠着装疯卖傻躲避了牢狱之灾——虽然代价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护士长拉契特显然是个好人，道德上完美无缺，是个完美的制度与即成世界的捍卫者。影片最后小混混墨菲成了英雄，而“该院最好的护士”拉契特却是个地道的恶魔。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实际上，抛去各种影评和溢美之词给我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我们可以感觉到，是“疯人院”这个环境成就了麦克墨菲，因为他若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里，他能做的事就只有“至少五次因闹事被逮捕”——无论以他所处的时代或者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人都无法被称为英雄。但恰好他被送进了疯人院，他不安分的性情，让他打破的制度恰好是那么不合理——而我们可以想见，以他的性情，合理的制度他也会打破的。所以，可谓是“时势造英雄”，麦克墨菲被人称道的英雄主义色彩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而所谓的“殉道精神”更是有点生拉硬拽。但是，毕竟麦克墨菲是作为一个被艺术化、夸张了的形象出现在影片里的，从戏剧效果的角度考虑，麦克墨菲的流氓气与护士长拉契特的道貌岸然形成的强烈对比，很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们应当可以看到的确是他的这股与众不同的流氓气，让他对制度——他才不管这制度是好是坏，只要这制度限制了他——无比憎恨和对自由极度渴求，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让他尝试“飞越疯人院”。如此便够了。何况鲁迅他老人家的那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也能为他开脱不少。一个执着于“费厄泼赖”的道德完人，有多少激情来抵抗不自由、来面对如潮的不讲究“费厄泼赖”的敌人？只有流氓才能对付道貌岸然的卫道士，这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若麦克墨菲是个道德高尚并有极高觉悟、已经自我觉醒的很有境界的正人君子，我会以为我是在看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出产的片子。
关于护士长拉契特的评价，相对而言，似乎可以简单很多。很多人认为她是个恶魔，这大概是没错了。但试图通过举她大声播放音乐来“折磨”病人、在病情讨论会上揭病人伤口等例子来证明这个结论，则显得有点太过简单了。若她这个角色如此单薄，如何让她的扮演者路易丝•弗莱彻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实际上我们纵观整部电影，看不出拉契特有任何通过虐待病人而获得快感的迹象。
播放音乐是好的，而有些老人耳朵不大好，需要大点声，似乎没什么问题；通过大家讨论来治疗病人，出发点也显然是没错的；大部分人，特别是些老人家习惯了现行的作息时间，不因棒球比赛而改变作息，免得打搅了他们，道理上也没错。单纯地从动机而言，我们看到拉契特是处处为病人着想；哪怕结果并不尽人意，她也没有从病人的不悦、甚至痛苦中获得任何恶意的快感。也就是说，道德上她似乎无懈可击。但事实上，过大的音量的确影响了病人的正常交流；而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不想暴露私、揭
自己的伤疤；有不少病人是很想看棒球赛的。于是我们发现，拉契特之所以为恶魔，正在于她是个好人，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对制度异常执着的人，正是这种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优越感，让她在“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好”的道德掩护下丝毫不顾忌病人的感受，一意孤行地坚持不合理——她当然不这么觉得——的制度，伤害——她也当然认为是在帮助——病人。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中国的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先生们，当他们把出轨或者疑似出轨的女性塞进猪笼，沉入水底时，他们是不会有任何罪恶感或者获得任何犯罪的快感的——他们只会痛心疾首地感慨世风日下，同时觉得自己的行为无比正确。不合理的制度已经内化为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做出的行为便只能代表制度而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了，因为已经被彻底制度化的他们已经成了制度的一部分。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这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护士长拉契特的不敏感或者说无知——不论这是天生的还是制度化的结果——让她漠视病人的需求，而又正是这种漠视，让她能毫无顾忌地挥舞她的道德大棒来执行她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律，而这更进一步地导致她的无知。如此，她便陷入
一种不可抑制的“自激”，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原地打转的蛇，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封闭的世界里；而在这个能自圆其说的世界里，她是“全知全能”的——“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分析到这里，我们便会发觉拉契特其实比麦克墨菲更有代表性，她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好人，但由于无可避免的智力上的局限性，于是好心办坏事。当我们用相对尖锐、恶毒的语言来形容这种人（其中必然包括我们自己）时，那便是如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对“结实的大多数”的描述：“我们这儿，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的该死的结实的多数派！现在你们明白了！”，“真理”、“自由”、“自由思想”都是好词，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好词来更换它们，关于“结实的多数派”的说法也是成立的。“为了病人好”的拉契特自己便是病人们最大的敌人，于是无意中便做了“结实的多数派”。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是道德的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