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贵活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女人在连在一起。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家珍分别对他的前后半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福贵的母亲对于福贵的溺爱，超出了常人可以想像和接受的范围，也正是由于他母亲的这一伟大“举措”使得福贵前半生幸福无比，同时也埋下了福贵无师自通的继承了父亲恶劣的遗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整日沉溺于嫖娼与恶赌之中，最终将自己的祖业输的一光二净，致使他苦难的一生开始的种子。福贵在前半生是个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家子，是母亲的过分溺爱使他这方面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母亲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福贵好好的活着，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的这个愿望使他放弃了第一次死亡的念头，从而在死亡边缘都不曾有过死亡的念头。活着的愿望占据了他的思想中的大部分的空间。妻子家珍对福贵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妻子家珍对福贵的爱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特别是家珍不嫌弃福贵落魄后的穷困潦倒，在生下儿子有庆后就回到了福贵的身边，让福贵在困苦中可以好好的活着。家珍是一个比较好的妻子，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眼中所谓的贤妻良母的形象，但是家珍这一形象在《活着》中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她让福贵的生存的欲望打倒所有的一切，从而让福贵越活越豁达，越活越活得有滋味。福贵在妻子家珍的影响下，也终于明白活着对于自己存在的种种。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何况福贵有两个“成功”的女人，因此福贵这个形象“活着”也就顺理成章了。
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最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传统文化性格的使然。假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主干——儒家和道家构建的人生论出发，追问福贵忍受苦难，进而化解苦难、超越苦难而活着的人生态度，就会发现福贵活着的历史根源，以及精神力量的来源。福贵的活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种特征的重要表现。与此出发，特别是道家学说，阐述了“无为”“无为而治”等观点，福贵在此作为小国寡民，活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效果。
由此可得福贵活着，有着其存在的特别的人物形象意义。
余华在创作《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福贵去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福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生活在那个苦难时期的平凡的一个受难者。福贵的活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在《活着》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福贵的活着而展开的，如果没有福贵的活着，《活着》作为余华的最具有代表性和最高成就的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福贵的活着，注定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哀，一种现象。因此便有了福贵活着的另一个理由，福贵是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是一个时代具有存在意义的形象，福贵的活着，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农民——的活着或者是存在。虽然这似乎违反了作者赋予福贵的形象的存在的意义，但却在没有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的前提下，承载了更多社会存在的意义。
福贵的生命意识以及精神史是在苦难—死亡的维度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没有顺从，也没有屈从；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争之争”的方式，与苦难与死亡进行抗争。就这个意义而言，似乎福贵更有活着的理由。这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本性，一种人类比较赞同和欣赏的人生态度，一种人类存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存在的重要表现。在这里，福贵代表的是更加高层次的人类存在的意义的一个叩问，这样的叩问和这样的意义将使福贵的活着更加有活着的理由，福贵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超越了余华让福贵存在的本来的意义。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福贵是一个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的人，说到底这也是现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基本世界观之一。福贵的人生观是活着，或者说是仅仅只为了活着而活着，而这也不全是他的人生观，但他毕竟还是活着，这既宿命又有点自慰，是余华笔下比较常见的活在宿命中的人物，同时又不完全在宿命中完成自己所有的一切。从这里可以看出，福贵的不死，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余华赋予他存在的理由和活着的意义。余华是一个善于写宿命的先锋派作家，他的宿命观往往会使他的作品的人物达到一定的高度，叩问人的心灵，阐述人生的意义。
亟待追述的是福贵的精神史。福贵的精神史是在有个亿人性的层面展开的，这让许多读者有点意外。《活着》没有将一部苦难史写成革命史或思想史，却写成了朴质的生命精神史。福贵的苦难史折射出战争的血腥、政治的荒诞、精神的恐怖、饥饿与贫穷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福贵的苦难史和精神史的视域的展开的，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我们对福贵的精神史的追问。福贵的一生作为一部伟大的精神史，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实际，也将是永远活着的现实，因此，福贵在作为精神史方面的存在有着他自身所无法估量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他活着，即使一度在死亡边缘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