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特别的电影：在抗战和民族灾难之时，我们的党和我军将领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变成了国民党极其及其军队。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在以前内地的主流电影中绝少出现的。记忆中，这种我党我军在重大历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让位于国民党的电影，还算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建国大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共有了平分银幕的机会，并难能可贵地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抗战的也只是国民党军官和战士，
但却在身份上做了模糊处理，且只作为电影的时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虽然也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他也需要向国际力量寻求庇护，也需要向地方财团寻求帮助，影片施与了这个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异端分子以同情。这种表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正在逐步软化，很多创作禁区正在被逐步打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这些正是在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逐步争取下实现的。 这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灾民因饥荒而流徙。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面对饥荒，从而做出反应。
《一九四二》还算是收了很多，冯小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一场戏，徐帆饰演的角色在得知男人要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后，呼天抢地，这种表演被冯小刚拒绝，二人为此还发生争执，最后影片呈现出来的结果还是徐帆个人的表演方式。我支持冯小刚的处理。
本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地发生了，本该爆发的情绪被期待地爆发了，这不是高明的手法，电影需要一种非常规化表达，需要呈现出生活中的错位，让人看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王家卫在《一代宗师》中说的，功夫无非两笔，一横一竖。导演场面调度的功力也无外乎两个字——控制，李安之所以是大师，就是深谙控制的道理，很多人看完《少年pi》之后，最郁闷的是，为什么那只老虎不回头？如果回头，盯着观众，流露出被我们期待的情绪，岂不流俗了么？
《一九四二》中，冯小刚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于追求这种理想，更多的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
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电影的艺术形式感来说，冯小刚还只是停留在电视剧创作的水平。《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皆是如此。同样都是灾难题材，同样都是电视剧的表演，电视剧的调度。
大致符合，河南大旱，汤恩伯虽然也有心救灾，但灾情严重，使得救灾不得力也是实情，
很难连年灾害，却仍需要担负全境驻军的补给。这使河南省政府及所属各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汤恩伯还是以个人名义捐出了20万赈灾款，发动部队救灾，累计放粮268万斤。他还动员部队节约出了700万斤粮食，作春荒贷麦来救济灾民。
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驻军口粮而不得不使当地百姓忍受饥饿，如此日积月累，地方上对军队的怨气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到1942年河南闹出大饥荒时达到了顶点，汤恩伯被称汤蝗虫。
改编自刘震云原著小说，汇聚了国内外众多知名演员，讲述1942河南旱灾背景下，老范家妻离子散随后又重聚的感人故事。
1942年旱灾，幸福如我们是无法设想的，更可况动荡年代中的人与当下我们之间除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共性几乎没有一丝一毫所谓的传承关系。断层如此，用何种方式将银幕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我觉得是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最重要的课题。很显然，冯氏电影的求变求稳心态在片中被不遗余力的贯彻到底：我虽然从开场第一处出现“牲口”二字台词的时候就清楚的意识到本片只属于冯小刚一人，并且此后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不断被细处那痞性十足的方言和若干小讽刺提醒，得到的却是一个放弃了京味故事，放弃了焦点煽情，放弃了刻意拼接巧合等等的宏大叙事，哪怕并不圆润，却已然足够。
本片是以记录性的事件还原为出发点并从真实走访素材提炼线头的故事片，这是串联这个沉重主题大量分支的一种捷径，就像谷子地和元妮的存在能带出拥有足够故事性的《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选择了诸多角色兼顾的群像关照，并且没有一次火力集中的煽情。东家老范，长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战时法庭庭长老马，杂务缠身的蒋介石、时任河南省委主席的李培基，执拗采访旱灾蝗灾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等，全生态的网罗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各色人物。几个主要角色的鲜活感也没有因多线头叙事稍欠的掌控力而失色，这是冯氏电影第一次如此专注于主体人群的描绘，而不是突出重点刻意关照。无论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面对旱灾蝗灾饥饿这同一难题时可能面临怎样的选择与应对措施，这在片中因角色各异而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一九四二》给了每个角一种极力还原事实（真实人物）和无限贴近史实（虚构角色）的定位，于是让故事片和纪录片共存的交叉剪辑就像没有了体温一般，冷峻而坚硬。
我无法辨识影片用了几条主线，但仅仅蒋介石、李培基等人的官场戏，一方面对蒋介石将河南灾情置若罔闻的事实采取中立，另一方面又把基层干部的贪腐给小心翼翼的揭了开来，战时的动荡也给了大灾更多的人为消极因素；以东家老范这个线索性人物为中心的逃荒人群则节外生枝了记者白修德和传教士安西满、外加官如芝麻的老马等人，频发的黑色幽默让普通人真正成了角色多元化最好的依托。两个多小时里，属于战时社会两个极端的人群形成的两条基线交织，尽可能完整的展现了饥荒下的众生态。但终究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故事涉及的残忍只寥寥几处（片中可致高昂民族情绪的杀戮场景的确摄魂夺魄并且不在少数），更惨淡的真相早被时间掩埋，《一九四二》肩负的也不在谁是谁非，也许在还原中提炼一种以史为鉴的心态，影片才会有可能的积极意义。
后半段电影里，死亡比前半部更为密集的出现。在战时法庭被吊销、神父安西满质疑上帝之爱之后，让失序与失信的情绪蔓延在每一处死亡里清晰的浮现。于是再怎么安置黑色幽默，影片始终都往最深的绝望里走。银幕上是灰到极致的惨烈，银幕下的你会作何反应？其参考价值颇值得玩味。假如观众在看完本片后默默离场，事后对片中的各大情绪制高点品头论足，那么是电影的成功还是观者的悲哀？幸好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豁然了。当老东家在旱灾后期逆人流而上只为了死的离家近一些时，他遇到了同样落单的小女孩。喊一声爷爷就牵手并行的结局是温和的，即便无法化解前面百分之九十的冰冷绝望，那也是影片创作者的宽容心和传统性的最佳体现。
《一九四二》不见大段落的抒情，不见北方人口中的市井，在内地电影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冯小刚以只属于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工整的完成了本片。没有以常见红色电影的方式呈现出积极向上主旋律，而是以尽可能冷静的旁观心态把历史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给银幕下的观众看。收效如何我无从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1942年的那场饥荒在妖娆富庶的二十一世纪，被很多人知道了。于历史于当下，都是一种联系着生死的祭奠，只是有什么值得祭奠，大约要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