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角色本身来具体分析，富贵这个人既不是大奸大恶之辈，也并非大忠大善之人，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影射。肯定有人会说这部电影目的在于透过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来揭示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的变化。把它作为一部史诗作品理解未尝不可，但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大背景只是为富贵搭台，真正的主角仍是唱戏的富贵，而作品的关注点仍是人的本身。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富贵是一个对痛感耐受度很高的人，因嗜赌而导致的家破人亡固然让他痛苦，但他却很快接受了作为佃户的身份，短暂的颓唐之后不仅为了生计开始练摊，在面对曾经算计过他的龙二时也没有表现出愤恨或不甘。富贵性格中的这种特点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在于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自己所处的境遇，并且不带负面情绪地继续生活，在有限的范围内甚至还努力改善自己与家庭的生存现状；而坏处在于，这种特点的根源很有可能是性格中的麻木，因为麻木所以随波逐流逆来顺受，就像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但却始终坚信自己要活着一样，有时候这也未尝不是人性的悲哀。电影中最为复杂的时间段是六十年代的文革，但我认为这一段的表现重点并不在文革本身，它固然对文革本身进行了一定反思，比如电影中春生被批斗，富贵的皮影被烧，龙二被枪毙等等，但这并不是其根本目的，这一时间段中突出表现的仍是以富贵为代表的有些麻木的普通人在面对巨大社会事件时的生活及心理状态。
首先富贵等人其实并不是完全相信文革的，起码在潜意识里对于文革的一些信条和一些做法是不赞成的，他并不觉得保有自己的皮影是个错误，也不觉得春生和镇长有什么过错以至于被定为走资派，这种认知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是无意识，无自觉的。但这种天性里无意识的认知很快就被理性打败，他虽然不能理解，但也不愿与政府乃至社会对抗，他仍是随大流的，因此他烧了皮影，积极地服从上级指示，按“文革式”的生存方式生活。其次，富贵虽身处文革中，但思想并没有被社会大环境所异化，仍保存着善良与关怀这些朴实的天性。他是个本本分分的小人物，几十年的生活塑造了他自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在年轻学生闹革命，打倒春生、镇长以及王医生的时候，富贵及家珍仍能出于人性的善意来理解与帮助他们。当春生有自尽念头时，即使是一直心怀怨恨的家珍也能放下过往，用一句“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激起了春生的求生欲望。以富贵为代表的小人物们虽然渺小，虽然普通，但却有着质朴的善良。
从电影主旨来说，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本身的主旨。余华写活着的本意并非是为了赞扬生命的强韧，也无意在文字中鼓励人们追求希望、信念等美好事物。小说中的结局是除了富贵之外所有的人都死了，只剩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足以支撑生命存在的爱情、亲情、友情都不存在了，而他还继续顽强地活着。所以余华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这种对于活着本身的诉说似乎才是余华的本意。他像一个完完全全的旁观者，冷冰冰地叙述着富贵悲剧的一生，不带有任何主观情绪色彩，不去评判富贵对错与否，甚至不愿剖析富贵的内心，采用一种“隔离式”的叙事手法，仅通过对人物行为的白描来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形象，而对这一形象的内心活动却全然不管。余华并不是在透过富贵的一生来向我们传达他具体的价值判断，并不是要告诉读者如何活着才是好的或对的，他所要传达的是高于此的对于生命本身的哲学性思考，想通过文字告诉读者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什么才是活着，他在探寻活着的本质形态究竟是什么，并由此表达一种对于生命的敬畏。
这一点在电影上的表现是极为困难的，因此电影对主旨做了修改。结尾处家珍虽然患病却仍旧活着，在小说中应已去世的女婿和外孙也还健康无忧，四个人虽然经受了种种不幸与痛苦，却还能坐下吃饭聊天。对于这里的富贵来说，活着是充满希望的。他在结尾与外孙对话，“鸡长大就变成了鹅，鹅长大就变成了羊，羊长大就变成了牛，牛长大了馒头（富贵外孙）就长大了，就过上好日子了” 这句给人以温暖的希望。在这里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新的主旨，即只要坚韧地活着，不被无常的命运击倒，不因生活的痛苦而自暴自弃，就一定会看见活下去的希望。电影的处理在我看来十分精妙，我并不认为在这部电影中完全还原小说中的主题是可以实现的，影视与文学之间有巨大的代购，即使情节可以生硬复制，内涵也是无法完整传达的。
距初次看《活着》这部电影已经有了几年时间，当时电影对我的冲击远远不如小说来的强烈，但大概这些年还是有了些变化，再次看这部老电影的时候竟然觉得感触颇深。
《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执导，余华亲自操刀改编，由葛优、巩俐等人主演。1994年该片在第47届嘎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等多项大奖。主人公名为徐富贵，是一个地主家的阔少爷，但因为沉迷赌博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他自己也沦为佃户，与妻子家珍及一儿一女艰难度日；战争爆发后，富贵不明不白地被抓去当了壮丁，幸运的是他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回到了家乡；解放后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便又开始了大跃进，生活虽艰难却也能够维持，可却不料儿子有庆意外早夭，富贵与家珍悲痛欲绝；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富贵的战友春生被批斗，女儿凤霞找到了好婆家却因产后大出血惨死。在电影的最后，富贵与家珍都已年老，与女婿和外孙一起活了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电影改变了小说中客观冷峻的叙事视角，以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视角对故事进行了二次架构，这就使得电影更显温情，小说中始终冰冷低沉的格调也有所缓和。同时，电影取景并非单调沉闷的，反而色彩艳丽富有生机，这也使整个电影多了一丝乐观向上的基调，而色彩运用的另一个作用是在悲剧发生时用艳丽的色彩来反衬生命的惨白无力，使得情节更有张力。电影中的配乐也可圈可点，贯穿全剧的只有一段简单的二胡，是喜是悲全都是一首曲，每到抒情处就会由远及近地悠悠地想起，无尽的意味在这一首曲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悲的时候凄凉至极，喜的时候却也是笑中带泪，令人感受到命运自带的酸涩心情，不可谓不高明。